PP电子《中国高等教育》第13/14期（总第757期）刊发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山东省医学科学院）党委书记刘思金题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背景下高等医学院校协同机制构建研究”的论文。论文从“高等医学院校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现状”“‘五融合’协同机制的逻辑阐释”“高等医学院校的‘五融合’机制构建”三方面进行系统论述，全文如下：
医学教育具有高度实践性、强伦理约束、长培养周期及多学科交叉等特征，在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进程中，面临医教研结合有待深化、成果转化效率有待提升、人才结构有待优化等现实问题，需要通过系统性整合核心要素，形成“问题发现——知识创新——成果转化——人才赋能”协同网络。要以学研融合机制，优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以学科交叉融合机制，驱动技术源头革新；以产研融合机制，贯通医学创新价值链；以临床与基础融合机制，形成双向知识转化闭环；以开放交流与国际融合机制，将医学创新深度嵌入全球健康网络。
◎关键词高等医学院校；医学教育；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五融合”协同机制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协同发展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制度创新。习深刻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1]PP电子，为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PP电子。高校是教育、科技、人才的集中交汇点[2]，需通过学科交叉与产教融合实现教育链、科技链、人才链的协同[3][4]。医学教育具有高度实践性、强伦理约束、长培养周期及多学科交叉等特征，使其在深入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过程中，面临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挑战。鉴于此，高等医学院校要立足医学教育特殊性，创新构建协同机制，以打通医学人才培养、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人才有效供给中的关键堵点，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医学领域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范式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与可行的实践方案。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强调三者作为关键内生要素的有机整合[5]，为高等医学院校改革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医学教育具有其特殊性质，在实际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进程中，要着重分析和解决医教结合、成果转化与人才供给等方面的现实问题。
医学知识的有效生成与转化，应遵循“临床需求驱动科研探索、科研成果反哺教学实践”的闭环逻辑。但医学教育存在着结构性壁垒，导致这一知识循环链条不够通畅。相关研究指出，我国医学科技成果转化率不足8%,远低于发达国家的25%—30%[6]。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可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基础研究与临床实践脱节。基础研究未能及时响应疾病谱的变化，大量临床诊疗中出现的迫切需求难以有效转化为科学研究问题。二是医学教育内容更新滞后于技术发展。当前的医学教育体系在快速整合人工智能等变革性技术方面存在不足，亟须建立更敏捷的动态课程更新机制，以缩短教育供给与临床技术迭代之间的差距。三是医教研多重角色协同面临深层次制度性制约。肩负临床、科研与教学多重职责的医师和研究人员，面临角色冲突与时间资源困境。组织架构与管理机制中的条块分割，阻碍了由“临床问题发现——科研知识创新——医学教育人才培育”构成的紧密协同、循环共进的知识价值链，导致关键环节断裂与效率损失。同时，跨国临床研究协作机制不畅，使得重大疾病攻关难以有效整合利用全球数据资源，进一步影响了知识创新效率。因此，形成“临床——科研——教学”深度融合、循环互馈的知识生产与转化闭环，已成为充分激活医学创新效能的迫切需求。
生物医学创新价值的实现，需要跨越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应用的“死亡之谷”。从创新价值链的角度来看，“死亡之谷”之所以存在，在于创新演进过程中固有的结构性断层，导致知识生产与应用脱节，创新价值链断裂[7]。医学领域的特殊属性更是显著加剧了这一转化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关键维度：一是医学创新具有长周期与高风险特性。生物医药研发固有的超长周期与极高失败率，对吸引产业资本形成障碍。二是职务发明权属界定不清与激励机制缺位制约成果转化。高校及科研机构医学专利转化率不高，部分原因在于职务发明成果所有权、收益权分配的界定模糊，制约科研人员参与转化的积极性。三是伦理审查规制约束前沿技术转化。医学领域涉及人类受试者、基因编辑、干细胞治疗等领域的创新，面临极其严格且复杂的伦理审查流程，尽管严格的审慎评估不可或缺，但客观上增加了前沿技术产业化的时间成本与合规风险。因此，亟须构建适配医学特殊性的产学研深度融合机制，通过制度创新构建风险共担与利益共享的创新生态，以超越“死亡之谷”，充分释放生物医学创新的价值潜能。
当前医学教育体系在供给侧与健康产业前沿需求间存在结构性失衡，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学科专业壁垒森严，制约学科交叉融合。医学与人工智能、生物信息等前沿技术领域深度融合不足，导致AI辅助诊疗、精准医学等新兴方向亟需的复合型人才供给不足。二是人才培养体系滞后于技术迭代速度。传统课程体系对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前沿技术临床应用能力的培养存在不足，特别是整合卓越临床能力与前沿科研素养的“医师科学家”(Physician Scientist）培养体系较为薄弱，培养规模难以满足前沿发展需求。三是全球健康治理参与度与科研产出规模不匹配。中国医学研究国际发表成果丰硕，但在将科研成果影响力有效转化为全球卫生规则制定的话语权与领导力方面，仍存在明显不足。因此，构建面向未来、响应前沿的医学交叉融合人才培养新体系，成为高等医学院校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关键路径与重要保障。
综合分析以上问题，其深层次原因在于教育、科技、人才的系统性协同存在不足，导致“教育奠基——科技驱动——人才引领”的动态协同效能未能充分彰显。有效破解上述问题，需要建立学研融合、学科交叉融合、产研融合、临床与基础融合、开放交流与国际融合的“五融合”协同机制，通过系统性整合核心要素，形成“问题发现——知识创新——成果转化——人才赋能”协同网络。
习指出，“要坚持推动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统筹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8]。这一重要论述为构建高等医学院校“五融合”协同机制提供了根本遵循。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视角进行审视，“五融合”协同机制聚焦于对劳动者、生产资料、劳动对象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生产组织与市场环境等生产力核心要素的全面整合与协同优化，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服务健康中国战略提供支撑。
一是学研融合，聚焦劳动者维度，强化人才第一资源支撑。高等医学院校应将科研能力培养深度融入医学教育全过程，医学生通过参与科研项目、融入学科交叉团队等实践，锤炼科学思维、掌握研究方法、激发探索热情，逐步成长为有能力引领医学前沿、解决复杂医学问题的卓越人才。
二是学科交叉融合，驱动生产资料革新。习强调，“新质生产力主要由技术革命性突破催生而成。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9]。学科交叉融合正是催生诸如 AI辅助诊断、新型生物医用材料等变革性技术或工具的关键路径，不仅可以显著提升医疗服务效能，还可以加速医学领域科技创新突破。
三是产研融合，释放新质生产力系统效能。通过搭建“科研——产业”协同机制，系统整合研发、中试、临床、生产等关键环节的资源，构建高效的产学研用一体化创新模式，有效加速新药、医疗器械等创新成果的转化进程，使医学教育不断适应并有力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四是临床与基础融合，优化知识生产与转化PP电子。建立“病床到实验室”与“实验室到病床”的知识双向转化循环机制。以临床实践问题驱动基础研究探索，促使研究成果快速精准地应用于临床决策与实践，实现医学知识的螺旋式创新与高效应用转化。
五是开放交流与国际融合，深度融入创新网络。在当代医学领域，开放交流与国际融合正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战略路径。通过系统构建技术引进转化、管理理念升级、国际规则参与、联合研究攻关这四大支柱，不仅显著优化创新生态，更在本质上拓宽医学领域生产力发展的全球空间。
高等医学院校构建的“五融合”协同机制形成深度协同体系：以学研融合培育的复合型人才为基石，使其成为学科交叉创新的核心载体；通过多学科交叉融合实现技术驱动跨越，赋能临床与基础研究并提升问题解决精度；依托产研融合构建产业价值闭环，打通“实验室——临床——产业”通道实现创新成果产业化跃迁；以开放交流与国际融合强化规则保障，通过国际标准互认与跨境资源整合加速技术迭代与全球推广。“五融合”协调机制通过构建“教育奠基——科技驱动——人才引领——开放赋能”的动态循环系统，贯通“问题发现——知识创新——成果转化——人才赋能”的协同网络。
高等医学院校要立足医学教育长周期、强实践、重伦理的规律，以“五融合”协同机制破解改革发展中的现实问题，构建医教研产用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
高等医学院校须立足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将研究性学习深度融入医学教育全过程，推动教学范式从知识传授向创新探究转型。该模式以临床真实问题为导向，通过主动探究与批判性思维训练，同步提升学生的临床思维与科研能力[10]。在学校层面，核心是建立系统的本科生科研能力培养体系。实施覆盖全学程的“早进课题组、早接触前沿”的科研能力培养计划。建立PI(Principal In-vestigator)导师制，提供高水平医学研究项目与真实临床案例研究的实质性研究参与，推动导师角色向“知识传授+学术引领”双核驱动的转型，为学生提供配套的科研资源支持与研究方法指导。在院系层面，重点利用智能化技术革新教学模式。开发“AI+医学”智慧教育平台，集成标准化临床病例库（含影像、病理、诊疗数据等），支持学生积极开展研究性学习。推广临床案例驱动的PBL（Problem-Based Learning，问题导向学习）教学模式，在模拟门诊、病房查房、MDT（Multi-Disciplinary Team，多学科会诊）等场景中，重点培养医学生的复杂病例分析、循证决策及跨学科协作能力。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山东省医学科学院）通过构建“学院——研究院——附属医院”协同育人体系，深入推进医教研融合。2024年，系统性组织300余名本科生进入PI实验室开展科研实践。实践表明，该机制显著提升了医学生科研素养与创新能力，验证了通过制度化科研训练实现医学创新人才早期孵化的可行路径。通过将研究性学习制度化与临床实践学术化协同推进，高等医学院校能够系统性地打破医教研之间的壁垒，为优化医学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提供范式路径。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提出，要“实施基础学科和交叉学科突破计划”[11]，为高等医学院校学科重构提供了战略指引。面向精准医疗、智慧医疗等国家重大需求，高等医学院校亟须以“医学+X”深度交叉为引擎，推进学科生态系统性重塑。一方面，布局前沿学科，对接国家战略。建立学科动态响应国家科技需求机制，重点发展医学人工智能、生物信息学、医学大数据等前沿交叉学科。同步重构课程体系，开发跨学科模块化课程群，系统培养学生解决复杂医学问题的多学科知识整合能力。另一方面，创新组织模式，培育复合型人才。打破院系壁垒，实体化建设医工交叉研究院、医学计算中心等融合创新平台，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提供肥沃土壤。推行“双聘教授”制度，广泛吸纳医学、工程学、信息科学等多领域的优秀师资，实现师资力量的深度整合与共享。创设复合培养范式，设立医工交叉学位项目，并推行“临床需求导师+技术研发导师”双导师制，依托手术机器人研发、基因组诊断平台等重大项目开展实践教学，使学生在实践中锻炼跨学科攻关能力。通过前沿学科布局与组织模式创新的双轮驱动，构建服务国家战略、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开放融通型学科生态。
为进一步畅通医学创新链条，高等医学院校亟须构建“附属医院+医学院校+生物医药园”三位一体的产研融合体。第一，需求导向锚定起点（附属医院主导），建立重大疾病诊疗难点库PP电子，设立医企联合实验室，精准锁定临床需求驱动的研发方向。第二，产业转化打通出口（生物医药园承载），建设成果转化加速器，集成知识产权运营与GMP(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中试平台，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医疗器械及创新药物领域的早期研发与成果产业化。第三，教育重构夯实根基（医学院校实施），积极开发“医疗技术转化实务”等产教融合课程，构建与行业需求紧密对接的课程体系。同时，实施“临床科学家”培养计划，采用“双导师制”，即临床专家与产业导师共同指导，培养具有医学与工程融合能力的复合型人才。通过深化产研融合模式，强化临床需求、产业转化与教育赋能的紧密协作，为推动医学创新与产业化提供新的发展路径，并有效提升高层次医学人才的培养质量。
临床与基础医学深度融合的核心在于打通“病床到实验室”(Bedside to Bench）与“实验室到病床”(Bench to Bedside）双向转化通道。该模式以临床问题为研究起点，通过基础机制突破驱动诊疗革新，最终回归临床验证，形成螺旋上升的创新闭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推动的转化医学范式，正是通过打破研究与应用壁垒实现医学创新加速。通过系统性整合临床问题与基础研究，高等医学院校能够突破学科边界壁垒，持续释放医学创新潜能。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并对“推进高水平教育开放”“扩大国际科技交流合作”[12]等作出了系列部署。响应国家教育对外开放战略，高等医学院校亟须打造三大核心体系：一是国际资源整合平台，共建联合实验室，开展肿瘤免疫治疗等前沿研究，引进世界卫生组织(WHO)“国际患者安全课程”、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临床研究方法学”等课程，构建混合式教学体系；二是融合型人才培养体系，设立“2+2”临床医学中外双授博士学位项目，推行“国内基础课程强化——国外临床轮训或科研能力提升”进阶培养体系，强化全球健康、跨境传染病防控等跨文化胜任力培养；三是人才环流生态系统，实施“医学英才引进计划”，设立跨境联合实验室，同步推进国际学生占比，深度参与国际诊疗指南制定、灾害医学救援等全球行动。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山东省医学科学院）于2022年录取了首批来华留学博士研究生，并通过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开展的来华留学生高等教育质量认证。目前已与30余个国家及港澳台地区的高校和医疗、科研机构建立合作关系，搭建国际交流平台，提升了国际影响力。
“五融合”协同机制为高等医学院校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提供了系统性制度方案。未来，高等医学院校需进一步强化三方面工作：深化“医学+X”学科交叉机制的制度化保障，构建伦理审查与成果转化的动态平衡体系，探索与国际标准互认的跨境协同平台。通过教育链、创新链、人才链深度互嵌，持续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注入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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